胡果威:统一世界语言的梦想(转载)

胡果威:统一世界语言的梦想

胡果

  先父一生致力于研究国学,他的遗著《胡邦彦文存》最近由岳麓书社出版。除了诗词、骈文之外,还有大量为维护中文的纯洁大声疾呼的文章。我这个不肖之子在国内学的是英美文学,1980年代初出国,先后攻读国际商学和法律。父子二人一中一西,一土一洋,自然会对许多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先父对于我们中西文化方面的差异似乎还勉强可以容忍,允许我保留自己的看法。然而谈到语言,我认为今后世界语言必定会统一,而且今后的世界语理应是拼音文字。对于我这种大胆的前瞻,先父痛心疾首,认为我食洋不化,离经叛道,根本没有商榷的余地。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所以从父子感情上来说,我写这篇文章有愧先父的在天之灵。然而孝与顺不能相提并论,我仍决心冒天下之大不韪,谈谈我对中文以及今后统一世界语言的梦想。我本姓胡,若有不当之处,权当我“胡说”。

  中文(汉字)始于象形文字。在没有文字之前,人类为了记录发生的事情,自然会想到用图画来描绘事物,记载事件,结绳记事也是类似的方法。除了汉语之外,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有使用象形文字的,如纳西族使用的东巴文字和水族的水书等。

  回顾世界上其他的文明,人类在许多事情上往往是不谋而合的。约5000年前,古埃及人发明了象形文字“圣体书”。此外巴比伦人的“楔行文字”以及玛雅文化的“头体字”和“几何体”也是象形文字。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因为有些具体事物和抽象事物是无法用图画来表达的,所以象形文字的局限性很大。毫无疑问,古埃及、巴比伦、玛雅人和我们一样,当生活复杂到一定程度时,也曾被同一个问题所困扰——如何用象形文字来表达抽象和复杂的事物?此时世界的语言便开始往不同的方向发展。

  象形文字用笔划的多少来表达数字的初衷无可厚非,然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一旦超过十,手指就不够用了。幸好我们的祖先不乏自知之明,尚未超过三就打住了。然而中国人以坚韧不拔著称,明知前面有不可逾越之障碍,仍锲而不舍,执著地循着象形的道路走下去。相传黄帝时管牲口的仓颉创造了象形文字之后,仍以以象形字为基础,将汉字发展成表意文字,并增加了其他的造字方法,例如六书中的会意、指事、形声等。然而,这些新的造字方法仍须依赖原有的象形字,以象形字作基础,拼合、减省或增删象征性符号而成。尔后中国周边的民族和文化,如日本、韩国等,也采用了汉字,形成了东亚的文化。

  大多数的文化则不同。如古希腊人、罗马人的祖先,他们想必也是在碰壁之后,意识到象形文字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便想到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方法——拼音文字。

  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是先有口语,后有文字。直到如今,现今的世界上仍有一些民族只有口语而无文字。既然如此,对于口语中已经存在,而又无法用象形文字来描绘的抽象事物,何不用叙述这些事物的声音来记载呢?声音的数量毕竟很有限,只要创造一些符号,每个符号代表一个声音,读者只要记住有限数量的音符,看到音符便能发声,从而理解声音所表达的意思,完成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于是,世界上大多数文化在象形的道路上碰壁之后,决定干脆放弃象形,转而发展和使用拼音文字。

  从小学中文,倒也没有觉得有多难。我哥哥长我一岁,母亲为他做了一些字块,每张一寸见方的纸上写一个字,一个一个地学,一笔一笔地描,上小学之前,我居然已经认识上百个方块字了。上学之后先学了“ㄅㄆㄇㄈ”,后来又学了汉语拼音和查字典,不觉到了三、四年级,居然可以看报纸和小说了。上初中时,正值中苏反目,然而当时的大陆苦于还没有足够的英语教师,所以学校仍是只教俄语。文革时我刚念完高一,学校停课,数理化和中文都不学了,俄语更是被扔到了爪哇国。68年搞了一段复课闹革命,俄语突然又时兴了,除了俄语的语录歌之外,我们还学了“缴枪不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之类的俄文。1969年响应伟大领袖毛 的号召到吉林插队落户,三年后被抽调到长春拖拉机厂当工人,业余时间开始学英语。还记得当时买了一套带唱片的《灵格风》英语教材,自己买不起唱机,到厂里广播站试听,一句都听不懂,浑然觉得是天书,也许一辈子都不可能学会。岂知每周读一课,一年下来,居然将一本书50课全背诵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文革后凭借英语考取大学,1983年赴美留学,一晃居然已近30年了。

  出国后方知世界之大。因工作需要,我到过许多国家,有幸接触了各种文化和语言。因为会英语,所到之处基本上都能够找到懂英语的人,切身体会了“学会ABC,走遍天下路不迷”的“硬道理”。当然此话说得轻巧,为了学英语,我花了半生的精力,这一点我心知肚明,诸君对此亦可想而知。然而在世界各地见到许多说中文的同胞,因为不会外语,遇到许多困难,于是不禁油然而生一种天真的想法,如果全世界都用一种语言就好了。

  二千多年前中国处于战国时代,共有秦、楚、韩、赵、魏、齐、燕七雄,最后被秦始皇统一。尽管后人对秦始皇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秦始皇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我才疏学浅,不知道当时七国的文字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先儒孔孟当年周游列国是否需要携带翻译?但是统一文字对推动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融合和文明发展都起了巨大作用,这是无庸辩驳的共识。

  如果世界语言能够统一,地球上的人无论到何处,无需翻译都可以交流,那将对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废话!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认为我是在做白日梦。是的,但是在统一语言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早在1887年,波兰的眼科医生柴门霍夫(Lazarz Ludwik Zamenhof)就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创立了世界语(Esperanto)。联合国的第二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曾让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研究推广世界语。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世界语仍然没有形成气候。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只有约一千人的母语之一是世界语,数万人在交往中使它,十几万人有时用它,几百万人曾经或正在学习这种国际辅助语,中国学习或曾经学习过世界语的不过大约四、五十万人而已。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1995年7月11日在伦敦发表的世界人口报告说,1995年世界人口总数为57亿。相比之下,接触过世界语的人口实在是沧海一粟。

  我的三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终生教授,学贯中西,见多识广,说他是一位有识之士绝不为过。与先父相比,他与我有诸多共同之处,然而他认为世界语的尝试已经“无疾而终”,并对我的梦想嗤之以鼻,乃至在辩论之中厉声训斥。他的观点是,要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是不可能的。例如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他们情愿为了捍卫宗教信仰和文化而不惜献身,与异教徒和西方势力兵戎相见,怎么可能让他们去讲英语?这就涉及民族尊严的问题。他甚至还反问我:“统一文字就像世界和平,全人类都希望世界和平,但是那可能吗?”

  愚见以为,将文字与和平相提并论是混淆概念。回到中国的战国时代,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不就是靠武力来实现的吗?若七雄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中国的文字能统一吗?当然我想申明一点,我并不提倡用武力来统一世界的语言,但是也不排除用武力统一语言的可能,因为在世界历史上语言的变迁往往是战争的结果。例如1066年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法国的Normandy人用武力占领英国,将法国北部的盎格鲁—诺曼语言(Anglo-Norman)替代英国的盎格鲁—萨克森语言(Anglo-Saxon)。现代英语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法语词汇,便是诺曼征服延续一百多年留下的文化遗产。直到如今,英法之间仍有积怨。此后,轮到英国人大举往海外殖民,如今讲英语的美国和所有英联邦的53个独立国家当年都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世界历史上,语言自然形成和消亡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我在美国念法律,学了许多用拉丁文表达的法律概念。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已经鲜有人用拉丁文做交流工具了。打个不太恰切的比方,拉丁语系中的拉丁文就相当于中文的文言文。阳春白雪固然美,曲高毕竟和寡。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语言的形成和消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如果人类能就统一世界语言达成共识,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用什么语言来统一?

  以先父的观点,即使世界语言要统一,也必须是用中文。首先,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十几亿人说中文,是一种强势语言,全世界都使用中文是顺理成章的。其次,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光是说死,就有“一百多种”说法。对于一个将毕生精力倾注在研究中文的人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并不苟同。例如“驾崩”一词,随着帝制的消亡,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意义,只是我们的子孙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才能用得上。

  中文是我的母语。中国有句古话,“人生识字糊涂始”。以我自己的经验,识(象形的中文)字确实是一件使人糊涂的事情,当然这是与其他语言比较而言。我的子女都生在美国。记得女儿三、四岁时,一位友人送给我们一件学习英语的玩具,上面只有26个五颜六色的键,每个键旁绘有几幅小小的图画。例如按下“B”键,便会发出“Boy”,连续再按一下便会发出“Bus”,佐以旁边的男孩和公共汽车的图画,一目了然。我们稍加辅导,不久她居然就开始自己会识字了,如“rose(玫瑰)”和“bee(蜜蜂)”。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I just sound it out.(我就是把声音读出来了)”。更简易的还有用磁铁吸附在冰箱上的26个字母,只要每个常用字母都有二、三枚,改变排列顺序,就可以造出所有的的词汇来,实在是变幻无穷,方便自如。试想我们如果要用象形的中文造一件会发声的学习玩具,那岂不是至少要上千个键?而且那还只是单字,若要组成词汇,则更是要数以万计的排列与组合了。

  读过中文的人都知道,“玫瑰”和“蜜蜂”笔划繁多,都是要到三、四年级才能识的字。中国的教育制度强调死记硬背,这与象形文字不无干系。我的儿女常回国度暑假,顺便学点中文。一个9岁,一个12岁,除了大小、天地、上下左右、春夏秋冬之外,也教他们一些古诗,如“锄禾日当午”和“床前明月光”之类。口语还好办,写字就难多了。八个米字格照葫芦画瓢,过了一两天就忘了。放在一起朗诵还行,单个挑出来就不认识了。即使单个认识了,让他们默写又不行了。可见学中文之难。学海无涯,中国的学童本来就够苦的了,除了要学习数、理、化之外,,还要学习几千个象形文字,其负担远远超过西方的儿童。有人曾经研究过,结论是,中国人为了识字,得比用拼音文字的人多花三五年的时间。人生苦短,请问人生有几个三五年?先父对拼音文字节省时间的理由颇不以为然:“省下三五年时间干什么?难道大家都去唱卡拉OK?去搞同性恋?”这种武断的担忧令我语塞。无奈他是老子,我是儿子,只好缄口而心不服了。

  先母的职业是打字员。小时候到她办公室,见她在一个二尺见方的字盘上找字,几秒钟才找到一个,然后使劲地按下一个杠杆形的长键,只听到“笃”一响,便打出一个字。有时遇到生冷的字,在上千个铅字的字盘里都找不到,就到备用字盒子里去找,找到后用镊子夹出来,放进一个空格,打一下,然后再放回备用字盒子。如此打一张纸至少得花个把小时。整个打字机有好几十斤重,再加上几盒备用铅字,远远超过一百斤。

  1978年上吉林大学时外语系,我三叔从美国托人带给我一台手提式的打字机,是一台白色的“Olympia”,还是用色带的那种老式机器。26个字母的键盘就方便多了,练习几个星期就会了,后来居然可以每分钟打好几十个单词,使我切身体会到拼音文字的方便。1980年代末我开始用电脑打中文,使用的是“天马”软件,在26个字母的键盘上用拼音输入。与当年一百多斤的中文打字机相比,其速度真如“天马”行空。然而“天马”的打印速度却如蜗牛,一页需要十几分钟。遇到十几页乃至几十页的文件,我只好在下班前下达打印的指令,第二天上班时才能看到文件。而用电脑打印英文,则完全取决于打印机的速度,每秒4页、8页或更多。对比之下,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孰优孰劣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因为象形文字每个字都是一幅图画,电脑处理图像需要占用巨大的记忆,所以事务所专门为我配备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386。所幸现代科技以几何速度发展,当年的硬盘容量,还不及十几年后我的掌上电脑兼手机、商务通和数码相机的容量,至于现在的手提笔记本电脑则更是匪夷所思,连电池才几磅重,打印中文和英文同样快捷。

  从一百多斤的中文打字机,到手提的英文打字机,然后再到电脑的飞跃,给我极大的启发。既然我们得先借助人家的拼音字母输入,然后再绕回自己的象形中文,那何不直接就用拼音呢?回想我二十几岁初学ABC时,听到一句英语得先在脑子里翻译成中文,理解之后先用中文思考,想出应答的话,然后翻译成中文再说出口,这一过程何等复杂?一直到大学二、三年级,我脑子里翻译的过程逐渐缩短乃至消失,才开始能用英文思维,进出的英文都是意思,而再也不是外语了。一个脑子里有中英文两套系统,一套工作,另一套休息,交替使用,互不干扰,用现代中文来说这多“酷(cool)呀?”然而君不知从开始学ABC到用英语思维需要受多年寒窗之苦,如果中国人的脑子里只需一套26个字母的拼音系统,进出都是拼音,那才是革命性的突破。

  既然象形的中文如此繁琐而拼音文字如此方便,为什么在中国推行拼音文字还是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呢?其中固然有客观的困难,但最主要的却是主观的抗拒。对中文拼音化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一旦使用拼音,就会丧失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例如中国的书法艺术,先父就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书法家。他认为一旦使用拼音文字,中国几千年行、草、隶、篆的书法艺术就会失传。其实不仅中文有书法艺术,西方也有书法艺术。1776年美国的国父们在费城起草独立宣言时,想必用的是鹅毛蘸水笔。结尾下面尤以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的签名最为醒目,其龙飞凤舞几乎能与中文的书法比美。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文字主要是交流的工具,书法艺术只是由文字衍生的副产品而已,随身带着笔墨和石砚毕竟不方便,只能是在家里陶冶情趣的雅事。至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国粹,就如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并不会仅因为放弃象形文字或拉丁文而消逝。

胡果威:统一世界语言的梦想(转载)

  即使在中国人自己的圈子里,对自己的方言情有独钟而歧视外地人的也大有人在,这种方言歧视以上海人和广东人为甚。我出生在上海,因为父母是镇江人,我从小在家里讲镇江话,所以儿时常常被邻居骂“江北猪猡”,文革时下乡插队到东北,又被当地人骂“小上海”,让我啼笑皆非。后来扬州籍的江泽民到上海当市长,我想傲慢的上海人只好“shut up (憋着)”好几年。1980年代初到香港,那时我既不“识听”,更不“识讲”广东话,许多商店的服务员听见我讲国语就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我若讲英文,他们则又是满脸堆笑地:“Yes Sir”,笑里藏刀地宰我。近年来大陆经济起飞,众多的大陆游客到香港“自由行”,为了做大陆客的生意,小不忍则乱大谋,香港的服务员都开始讲国语了。有钱都能使鬼推磨,对比之下学讲句把国语就是小菜一碟了。

  我曾在博客上发表过《方言歧视和方言自卑》及《也谈“克己复礼”》,其中言论与此文多有自相矛盾之处,诸君饭后茶余不妨“狗狗”一下,“以予之矛,陷予之盾,何如?”吾若弗能应,乃自取其辱。愚见倘能抛砖引玉,朝闻道,夕死可也。

  狭隘的地域、民族的尊严和傲慢非但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法国人非常清高,为自己的文化而自豪,既看不起暴发户的美国人,又因为与英国人有历史上的积怨而讨厌英国人。我到法国去就碰到过明明会讲英文而故意不跟我讲英文的法国人。虽然法语是我在大学里修的第二外语,碰到这种情况我也故意装傻,反问一句“Parlez vous Chinois?(您会讲中文吗?)”这下装蒜的法国佬可是真的傻眼了,只好屈尊跟我侃英语。等事儿办完后,我再用法文夸他的英文真棒,那种感觉真爽。毫无疑问,如果问法国人用什么语言作为全世界通用的统一语言,答案一定是法文。世界语也许还可以考虑,但决不能是英语。

  在廿一世纪的今天,除了方言和语言之外,世界上仍有许多完全能够统一,而且早就应该统一的事情,至今还没有统一。例如美国使用的华氏温度,我初到美国时,早上听完天气预报后,仍不明白今天最高温度80度,出去究竟该穿什么衣服?还得换算成摄氏。又如美国的电压为110伏,一次我回国在旅馆里为手机充电,插座上有110和220的标记由我选择,我插入110,只见一股青烟,充电器彻底报废了。下楼询问,服务员反问道:“你也是从国内出去的,怎么不知道中国是220伏电压?”我不解而请教:“那为什么还要标明110伏呢?”“买来就是这样的。”我姑且借用现在小青年的话:“I服了U了。”

  说起手机充电器和电池,多年来有识之士呼吁应该统一,然而手机从“大哥大”演变到如今带数码相机和MP3,各大厂商生产的手机充电器和电池仍然迥异。仅以充电器的插头为例,有圆的、方的和扁的,同样是圆的,又有粗细之分。从技术上来说,统一充电器和电池是易如反掌的事情。然而为利益所驱,手机业仍然是诸侯割据的局面。你要谈统一?哼!以我为标准,否则免谈。

  由此可见,无论是统一手机电池充电器,还是统一语言,并不仅是一个会不会、能不能的问题,而更是一个愿不愿意,肯不肯的问题。如果世界各民族都能放下唯我独尊的架子,放弃狭隘的民族利益和成见,求同存异,才能向统一世界语言迈出决定性的第一步。当然,要真正统一世界语言,还有无数的客观困难有待我们解决、克服。

  不久前,先父《胡邦彦文存》出版,该书由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刘永翔先生作序。刘君是先父的高足,国学大师刘衍文之子,善诗词骈文,其文史论著《蓬山舟影》博得钱钟书先生的褒奖,除古汉语之外,在英语方面也颇有研究。我去送书乃与刘君第一次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谈起当年与先父辩论中国象形文字的前途,刘君提出中文拼音化的最大困难是同音字太多,此言极是。除了同音之外,中文还有四声,声调不同表达的意思也不同,每一个声调均为一个表意的“音位”(phoneme),即使全世界的华人都说普通话,这仍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然而刘君的担忧仅限于中文,我所提倡的是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其中可以有中文的成分,但并不一定全是中文。如果跳出中文的圈子,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当然这又回到上面提到的主观问题,即人类究竟应该用什么语言作为世界通用的语言。

  其次,即使全人类就用何种语言作为世界语达成共识,仍存在一个如何普及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当今世界大约每7人中就有1人是文盲,全世界成人文盲总量超过8亿6千万。如此巨大的文盲人口,确实是统一世界语言的最大障碍。

  然而我认为文盲对统一语言并非不可克服的困难。2000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时,中国的文盲人口比例一定大大高于今日的中国,而且能够读书识字的儒生本来就寥寥无几,还被秦始皇活活地“坑”了四百六十多名。即便如此,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最终不还是成功了吗?可见一种语言只要能先在知识分子中普及,随后也会在剩下的文盲人口中逐渐普及的。

  从秦始皇到清朝末年的两千年中,中国和世界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四书五经,到清末仍是科举的主题。而最近百年,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以几何速度发生的。我1970年代下乡时,所在的村子里连广播都没有。村民中多数人从未到过一百里外的梨树县城,只到过十五里外的小镇“孤家子”。还记得我长途跋涉到县城购买电线和喇叭,回到村子里往公社广播站挖坑埋树干架线三里多路,为全村安装了广播。当时在农村普及广播,除了“早请示晚汇报”之外,终于使祖祖辈辈住在闭塞地区,只会讲本村方言的农民听到了普通话,这对推广普通话无疑起了决定性的的作用。

  电视则是另一场革命。1980年代初我去看我的一位从湖北到上海支援宝钢建设的堂兄,他住在当地农民的平房里。言谈之间,堂兄的两个学龄前的儿子和一群当地农民的孩子在外面玩耍,嘴里念叨着:“西铁城领导世界钟表新潮流!”一个个都是字正腔圆,学得微肖微妙,根本听不出半点上海本地话和湖北话的口音,可见电视威力之强大。如今全国的农村非但有电视,许多人家还有DVD播放机,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震惊。广播和电视既然可以推广普通话,不是同样也可以普及世界语吗?如今不仅中国已经基本普及电视,全世界也正在普及电视。2000多年前几乎没有传媒可言,略输文采的秦始皇尚且能统一中国的文字,而今各种媒体如此先进,覆盖面如此之广,普及世界语一定会更快。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旅行更为快捷,大大缩短了人类的距离,增加了各种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的机会。1970年代我从吉林乘火车到上海得三十多小时,如今从纽约乘飞机到上海仅需十几小时,整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世界范围内人口频繁地流动,既提高了统一世界语言的迫切性,更会加快统一世界语言的步伐。

  近二十年来通讯业的飞速发展,还使人类的交流摆脱了时间和地域的障碍。从全国农村到城市务工的农民,能够随时与家人通话。就连普通的“打工妹”,也几乎是人手一具手机,都能用手机收发短信,其手指之灵巧,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然而用手机发短信,无非是用五笔字型或拼音,这就又回到了象形文字的问题。若用五笔字型收发短信,必须先识象形字。按理说,会说普通话的人只要学会了汉语拼音,理应能够用拼音发短信。然而拼音被转换成象形文字之后,对不识字的人来说就是天书了。如果中国人能跨越象形文字,只须学习26个拼音字母就能收发短信,岂不是更加方便快捷?

  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外语教育的普及,对统一世界语言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中国的大城市里,许多学校从小学就开始教外语,农村的学校至迟也在中学开始教外语。如今大学生毕业都是至少通过外语四级的考试,有的还学一门二外。近十几年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二位数的高速增长,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负笈海外留学的人数剧增,亦为普及外语推波助澜。毕业后就业,外语更是高薪工作的敲门砖。无论莘莘学子还是望子成龙的家长,都知道“子孙虽愚,外语不可不读”的道理。外语教育的普及,使知识分子进入了双语并存的过渡阶段,为进一步统一世界语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一位海龟朋友对统一世界语言的好处存有疑义:“当我们谈论不想让别人听的事情时,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所以‘隔阂’也有美妙之处。”这话确实有道理,而且我自己确实也没少干。当年在东北下乡时,常用上海话讲一些不想让老乡们知道的事情,现在想避着孩子,就与太太讲云南话。回国时常遇到一些看不惯的事情,又不想当面得罪人,于是嘴里咕噜两句洋文,也算是出了口气。然而究竟别人懂不懂只是我们的猜测,随着英语的不断普及,用英语保密已经越来越难了。早在1980年代初我刚到美国时,总以为美国人听不懂中文,遇到不想让别人听的事情就用中文讲。岂不知一天与朋友正在大放厥词时,一位黑人搭腔了,使我非常狼狈。此君中文名叫“刘小龙”,中文呱呱叫,还在一些香港电影里客串过“鬼佬蛊惑仔”,后来成了我的学生。从中我悟出一个道理,在美国,尤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用中文保密是不安全的。在21世纪的中国,用什么外语保密都是不安全的,除非用密码。再则,语言的功能是交流,而非保密。

  至于如何统一世界语言的技术问题,我并无具体的方案可陈。但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有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这样具有革命性的传媒,还有超音速飞机,更有在我国年轻人中已经广泛普及,以拼音文字为基础设计的电脑。所有这一切硬件,已经为统一世界语言铺平了道路。再过几十年到我辈就木之时,传媒的形式更是无法想象。只要人类有这样的愿望,统一世界语言定能水到渠成。至于何时才能实现统一,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即使需要几十年抑或几百年,在人类的历史上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而已。

  拐弯抹角地费了如此多的口舌,诸君一定猜到了我欲言又止的结论:要真正地实现世界大同,人类必须统一语言。而中文的象形文字如此繁琐,无论我们对中华文化如何热爱,唯我独尊地抵制统一世界语言,或是顽固地坚持用中文统一世界语言,两者显然都不是明智之举。

  我虽不才,毕竟是炎黄子孙,提倡放弃中文的象形文字而使用一种以(假设以印欧语系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岂不是大逆不道吗?劝君先不要下结论。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除了秦国之外,其他的六雄都被迫用秦国的文字,那么其他六雄不是都放弃了自己的文字吗?对于楚、韩、赵、魏、齐、燕来说,那确实是天大的委屈。但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来看,那只是微不足道的牺牲。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年秦始皇不统一文字,也许目前的中国还是像欧洲那样分成无数个小国,除了秦、楚、韩、赵、魏、齐、燕之外,或许还有吴、越、周、鲁、蜀、晋、梁?

  恕我假设今日的欧洲相当于战国时的中国,群雄虽然语言大同小异,早在1957年3月25日,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6国就创立了欧洲共同体,后经过4次扩大,现已发展到包括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在内的15个国家。在欧共体国家之间旅行,过境无需护照,来去自由,君不见此举省却多少麻烦?除了共同体之外,还有欧洲货币联盟(EMU)。1999年1月1日起,欧元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芬兰、荷兰、卢森堡、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11个国家流通,希腊于2000年加入欧元区。统一货币不正是秦始皇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做过的事情吗?

  设想一下,如果当年秦始皇没有统一中国的文字,今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安徽到上海的民工得先起大早到上海驻合肥的领事馆排队等候签证(拒签率高达60%!),签证批准后还须带着词典或快译通,过境时得出示、查验护照,入境后又须到外汇管理局用徽州的刀币兑换申沪的大头,那还成何体统?

  对这种耸人听闻的假设,我的三叔旁征博引,当即予以反驳。他是学历史的,攻读博士时,他的导师,华盛顿大学的唐纳德·艾默森(Donald Emerson)教授曾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举凡学历史者,治学的大忌乃“用臆想来重写历史(imaginative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例如,假设拿破仑的母亲那天因为头痛而不愿与丈夫行周公之礼,便不会有拿破仑,那么欧洲的历史将会重写。我并不想篡改历史,因为我所希望看到的文字统一的局面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发生了。以上的设想,无非说明我的观点,如果没有秦始皇,今天的中国仍可能是群雄称霸,一盘散沙的局面。既然中国的文字在两千多年前可以统一,为什么当今世界的语言就不能统一呢?

  《三国演义》的开场白便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盖“合”者“统一”也。当然我也充分理解统一的阻力之大。且不谈统一世界语言,海峡两岸三通都不能实现,统一的道路就更漫长了。2000年我在台北工作一年,数次回上海省亲殊为不易。先从台北假道香港,然后转机到上海,区区一个半小时的飞行距离,几乎耗费一天的时间。最近总算在过年过节有了两岸的直航,但是还得先从台北南下到香港的上空装模作样地兜一圈,然后再北上飞上海,这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阿扁未免也太弱智了吧?多年来海峡两岸都认为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为了用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争论不休。尽管政治信仰和语言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是这与争论究竟是用中文还是英文、法文作为世界的统一语言不无相似之处:若要统一,以我为主,否则免谈。

  为了实现世界大同,如果我们都能克服妄自尊大的偏见,为全人类的大我而牺牲小我,其益大哉。当然在有生之年,我是不可能见到全世界用同一种语言那一天了。吾自维俭腹,此文无非引玉之砖,即使愧对先父,且所有的炎黄子孙都对我口诛笔伐,骂我“汉奸”、“洋奴”乃至“假洋鬼子”,我亦无憾。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是我大学时学美国文学之最爱。若有一天我们的儿孙们能够无需护照,无需翻译,到没有国界的地球上任何地方去旅行,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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