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舒芜:让人不得不说的话及外几篇(转贴)(转载)

  下面这些文章,都是我近年陆续从中华读书报、书摘等报刊中Copy的,只是,有些忘了摘出版时间,现在也难以核对了。也许很多人都读过,也许并没有。对这些文字的内容,当然仁者见仁了,我并不想说出我自己的意见。如果有朋友愿意同我谈起下文里提到的某本书的出版及购买情况,我还是很愿意讨论的。最后,我附上一篇从网上找来的曹聚仁作品目录,不知道是否有人需要。

不说

   关于舒芜:让人不得不说的话

   朱岭云

    我无意批评任何具体的人或事,当然更不愿指责一位长者,但为了申明诗歌的标准,我不能够再沉默。

    《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1月28日《书人茶话》刊有舒芜的文章《另有一个诗坛在》,作者在文中表现出来的鉴赏水平同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不相符合,令人诧讶万分,有些话郁积胸中,不吐不快。

   我无意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任何具体的人或事,当然更不愿指责一位长者,但为了申明诗歌的标准,我无法保持沉默。

    舒芜此文是读了当代青年旧体诗作合集《海岳风华集(修订版)》的感想。舒芜在文章中征引了几个青年作者的作品,备极称许。他说,“(《海岳风华集》)没有应制应教应令应节应景应酬应付之作,没有一首口号标语表态交心之作,诗品之高,首先令人佩服。”可见,舒芜之所以赞赏集中所收的诗词,首先是因为其真率,是出诸真性情。但是艺术从来都是真、善、美并著的,孔子论乐,有尽善尽美之说,中国旧体诗词的传统一向是善与美更重于真。这种善与美包括对于个体自由的超越性追求,对于人类全体的终极关怀。而况有第一等之襟抱,斯有第一等之诗词,真率之文,必须以善美之心为源。若其人本无诗人素质,不具备诗人所应有的关怀精神,其作哪怕再真率,也难当诗歌之目。舒芜所引作者们的作品无一例外地缺乏诗人的襟抱。

    第一个被舒芜称道的作者张树刚生于1974年,但居然取有表字,并且有“哑僧”的雅号。作为一个现代的年青人,这种做法不能不让人感到一股陈腐的的气息。再看他的词罢。“歌云散尽谁怜。罗扇邀凉,尘瑟慵弹。角忝萦芳,霜刀分玉,素纤曾荐冰盘。故园心眼,料望断、清铅暗潸。漫思遥夜,彩缕关情,渐褪香瘢。”倘若不说这是当代遗少的大作,谁都会以为是哪一位古人集外的遗珠。更何况词中意象、词句,多袭自古人,羌无创获。要知倚声之道,最重清真天然,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之下,仍然袭用轻罗小扇、舞台歌榭这些已经死亡的意象,却不去注意寻找、发掘新的符合生活而又不失古典之美的意象,骸骨迷恋也真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舒芜说:“假设村、蕙风诸位词宗尚在,他送这样的词去请教,是完全拿得出手的。”这显然是以己度人了。

    舒芜征引的第二位作者魏新河,据说“十五岁学诗,十七岁学词,宗白石、玉田”,而舒芜所引该人的《翠楼吟》则分明蹈袭苏轼的《贺新郎·次韵章质夫杨花》。该人同上面的张树刚、下来的徐先龙,都以学习古人标榜。舒芜对此极尽赞赏。但是试问,难道除了社会生活,还能有别的文艺创作的源泉吗?以学习古人为名,掩饰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漠然,掩饰自己关怀精神的缺位,这种行为,难道不是缺乏诗人襟抱的表现吗?在他们的词作当中,见不出一点作为当代人的独特感受,仍然是宋代市民阶层的离愁别绪,历史仿佛根本拨动不了他们的心弦。作品的主语是古人,不是作者。不要忘记,明代是崇尚复古的,然而传流下来的好诗又有多少?如今的词宗南宋的青年作者没有达到明代人的语言高度,却拒绝理解现实,更拒绝理解历史。当然,现实仍会接纳他们,而历史则是无情的。

    “近年来非常闻名的靳欣女士”也进入了舒芜的视角。实在说,舒芜前引诸作尽管内里空虚,意境陈滥,至少句子还通顺。而所引靳欣女士的诗,则不但缺乏内容,并词句亦有不通。诗不长,兹全部转引。《无题》三首:

    尘缘未了自心知,几度红楼梦醒时。

    我是多情天上客,人间随处种相思。

   归雁声高向碧空,一林幽梦一林风。

   眼前心事凭君问,笑指山间枫叶红。

    情天飞鸟去难留,梦断香魂几度秋。

    欲觅六朝金粉迹,空怜风月满红楼。

    以靳欣为社长的北京青年诗社举办过一次社员作品比赛,特邀张中行为评委,选出来的一等奖就是上举第二首,原题作游香山之作。张中行既不是诗人,也不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看不出这首诗的毛病情有可原,无庸诧异。但舒芜明明是“绀弩体”的健将,也做出了不少好诗,又教授古典文学多年,怎么连这首诗词句不通的毛病都看不出来呢?“一林幽梦一林风”、“眼前心事凭君问”,很明显的是拼凑杂拌,语意凌乱,不知所云。这些诗尤其是“我是多情天上客,人间随处种相思”究竟流露出怎样的气质,出自于什么样的襟抱,还是让读者自行辨别吧!

    也许舒芜自己也情虚,故未就女诗人的作品多加点评。其实也真难。同为“绀弩体”重要作家的吴祖光就比舒芜聪明得多了。只谈人,不论诗。吴祖光为靳欣女士新出版的诗集《二十四番花信》(新旧体合集)做了序。这篇为诗集而作的序没有一句提到具体作品,从头至尾,都在谈与女诗人的交往。吴祖光不惜篇幅地引用女诗人给他的“催稿信”,不但特地录出落款“小可怜靳欣”,连旁边所画的“垂头丧气的花脸小女孩”(按或指卡通女孩)都专门点出,行文跌宕如此,真令人莫测高深。结果,从《当代诗词》1998年第1期上读到这篇奇文后,我仅能记住的女诗人的特点是“明眸皓齿、玉立亭亭”,至于作品的层次,吴老既不道及,我们也就无从窥知他的真实想法。

    舒芜赞赏这些诗坛后浪的另一个缘故是这些作者均恪守声律。这同他一贯坚持的反对诗词声韵改革的主张是一致的。客观地说,舒芜的这一主张完全正确,但却不宜用守律与否来判决是否是真正的诗歌。

   严守声律应当成为作旧体诗词最基本的要求,而不能视为别人无法比拟的优点。顺便提一下,靳欣女士未选进《海岳风华集》的好多作品出了平水韵,舒芜就不知道。看来读诗不能看选本的老话没有过时。

    入选《海岳风华集》的虽然没有几首称得上是真正的诗歌,但也选有刘梦芙先生的那些忧国忧民的血泪之作,那些根源于底层体验,充满沧桑感的词句,在该集中实可谓矫矫不群,而舒芜对此只字不提。

    我很奇怪,舒芜既然在文中称扬聂绀弩、荒芜、黄苗子、邵燕祥、吴祖光、杨宪益的旧体诗词“是当今‘旧瓶新酒’的最高成就”,又怎会对上举作者们主语缺席、苍白空洞的作品大加赞誉呢?又为什么对于刘梦芙先生的作品不置一词?以舒芜的眼光,实在不该如此。舒芜表示,他厌恶那些“叹老嗟卑、工愁善病、顾影自怜、恨恨而死”的作品,可是像“歌云散尽谁怜。罗扇邀凉,尘瑟慵弹”、“情天飞鸟去难留,梦断香魂几度秋”还不够工愁善病、顾影自怜吗?像“花知否,几人流涕,与卿为主”还不够恨恨而死吗?如果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写“应制应教应令应节应景应酬应付之作、口号标语表态交心之作”并且严守声律而如此吹捧,那么文学也太廉价了。旧体诗词源远流长,而对包括自身在内的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则是其历史传统中最闪光的所在。舒芜所称许的这些作者的产品,实不过是歌风吟月的消遣之物。要是这样的作者就是旧体诗词创作的新生力量,又怎能希望将来的旧体诗词与小说、散文、戏剧乃至新诗等其他文学体裁并列?舒芜对这些非伪即劣的诗词如此称许,是出于策略、还是别的动机,或者真的没有辨别力?

   谁叫鲁迅太沉重

   杨庆春

    自柳苏先生1989年4月在《读书》月刊上发表“劝文”《你一定要看董桥》后,我就在“二十四桥明月夜”,等着“董君何处教吹箫”了。在快十年光景里,意恐别人讥笑“交谈不说董桥记,纵读诗书也枉然”,所以,当陈子善先生集中“火力”“命令”——“你一定要看董桥”时,我拥有数目可观的“董桥文集”:《乡愁的理念》、《这一代的事》、《董桥文录》、《书城黄昏即事》、《董桥小品》,还有与《你一定要看董桥》(陈子善编,文汇出版社出版)一起出版的《文字是肉做的》,似乎有点三日不看董桥不知文字味也,该算“董迷”了吧。《文字是肉做的》最近才买到。

    我虽算不上蛀书虫,但也不是藏书柜。书买回家就得看,当晚就翻阅起《文字是肉做的》。

    “无缘对面手难牵,有缘千里来相会。”真是有缘吧,书中《叫鲁迅太沉重》一文的第一句就是“阅《大公报》见杨庆春《夏日断想》一文,说一位内地中学语文老师认为中学语文教材收鲁迅文章太多了。”我该为拙文能被藏书家、书评家、散文家董桥先生所指点,沾沾自喜、孤芳自赏半天吧。且慢!董先生继续引用着:“杨氏说:‘时代在变化,教材内容要更新。我不否认鲁迅作品的意义。但我认为,无论对于教师备课还是学生接受而言,鲁迅都过于沉重。’”还未读完这一段话,我就有些高兴不起来了。紧接着,董先生行文如行云流水,议论似快刀斩麻:“所谓‘过于沉重’,想来是指鲁迅作品所涵容的时代意义,包括他的杂文所宣示的斗争精神。纯粹从语文的观点看,鲁迅的作品肯定可以列为范本。他的长篇短篇小说尤其写得好;杂文里那股火辣刻薄的笔调倒未必适合选入课文,恐怕失之悖逆。当然,说鲁迅沉重未必完全出自鲁迅的文字,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吹捧、研究、诠释,在在增加了鲁迅文字的重量。”我怎么高兴不起来呢?“杨氏”认为“鲁迅太沉重”,中学语文教材收录鲁迅文章不宜太多,董先生帮“杨氏”分析找到了“鲁迅太沉重”的原因,“杨氏”有眼就要识“泰山”,兴奋起来才是!我没有理由“喜心翻倒也”,董先生应验了自己说的:“字里行间讨生活谈何容易,古今中外处处是触目惊心的筋斗。”这里“杨氏说”其实不是杨氏说,而仍是那个语文老师说。

   假若董先生只读这一段后就有感而发,著文《叫鲁迅太沉重》,且认可“杨氏说”,我无话可说,也觉情有可原。如果董先生继续读了第二段,还以为那是“杨氏说”,我就有话要说。请看拙文第二段:

   时代变成卡拉0K、金店金宴,教材旋即更新为OK唱法、“金饰学说”?有如此教师,年轻学生宁愿在周作人式的“静静的独白”中感受安逸,少男少女每天抄录“美文”如痴似醉,闲适、潇洒、轻飘的“个人笔调”大行于市,也就毫不奇怪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你所肯定的鲁迅作品的意义又能是什么呢?

    读到此,诸君判断,那“杨氏说”还是杨氏说吗?第三段写着:“‘过于沉重’的鲁迅能提供给思想者的总是‘磨脑’的沉重,而轻飘者既享受不了这‘磨脑’的锻炼,亦享受不了思之快乐!”

    我既然不能认可那“杨氏说”是杨氏说,自然也不会认同“杨氏说”后的“董氏论”了。

    董先生认为鲁迅的“长篇短篇小说尤其写得好;杂文里那股火辣刻薄的笔调倒未必适合选入课文,恐怕失之悖逆”。鲁迅的长篇小说如《阿Q正传》、短篇小说如《孔乙己》也都是被内地中学语文课本选录的,其笔调不同样是“火辣刻薄”吗?为什么杂文选入课本,就“悖逆”了呢?

    董先生说鲁迅沉重未必完全出自鲁迅的文字,原因是“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吹捧、研究、诠释,在在增加了鲁迅文字的重量”。由此举证说“鲁迅笔下文字向来‘周鼎’,手抄的这部《游仙窟》竟成了‘康瓠’,实在好玩”。意思是——你看,对于《游仙窟》这样一部描述士大夫文人狎妓享乐的唐人传奇小说,鲁迅都爱不释手,竟然手抄,鲁迅多么轻松自在,逍遥自乐呀!轻松自在的鲁迅怎么又全是写出“过于沉重”的作品呢?逍遥自乐的鲁迅怎能不把《游仙窟》手抄成“破裂了的空瓦壶”呢?其实,不同的人生,阅读《红楼梦》,必然读出不同的人味。所以,有人抄写《游仙窟》抄出妓女的血泪,有人捧读《游仙窟》却读出嫖客的淫乐。但我认为,鲁迅手抄此书,只是出于版本的稀少,出于对底层百姓深深的同情,出于对民瘼的一种疗救和针砭。至于是否像董先生所说的“大概真的是练好文章的秘方”,那也只是一个“大概”。这种“诠释”,就教于董先生,算得是对鲁迅的“吹捧”么?

    沙叶新先生在《秋笳悲咽》一文中写道:“如今鲁迅也被某些作家嗤之以鼻了。”“如今之鄙薄甚至糟践鲁迅是何病理?也许是神态失常,反正有病。”董桥先生是一位洒脱而不失沉稳的作家,但他对一篇谈及鲁迅的文章甫读辄止,文兴大发,把自己认为“鲁迅太沉重”的理念强加于原作者,就事议事,我以为董先生有些强词夺理。如今的中国,不尽是人人有闲有钱去喝“下午茶”的中国,轻松的自然轻松,沉重的自然还沉重,而让在轻松的环境里成长的中学生,多接受一些沉重的话题,未免不是未雨绸缪。董桥先生能以为然否?

   2002年5月29日 星期三

   中华读书报

    今年是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110周年诞辰,我们特别约请上海学者冯锡刚从其尚未出版的著作《晚年郭沫若》中选取精华,撰写此文,以为纪念。——编者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五次唱和

   冯锡刚

   斥责“摩登唐吉珂德”

    1945年10月初,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应柳亚子的一再求索,将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向来自视甚高,读罢咏雪词而尊毛泽东为词坛“第一国手”。郭沫若看到毛泽东题写在柳亚子纪念册上的墨迹,诗意葱郁,即步原韵吟出和作,抒写“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的忧国忧民之情,并录奉毛泽东。不数日《新民报晚刊》编者辗转获得抄稿,率先在报上发表。一时间各方和作接踵而来,成为一场蔚为可观又别具生面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交锋。郭沫若写出第二首和作,上阕是: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

    看今古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

    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

    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诸多和作中,指责咏雪词有“帝王思想”的不在个别,而《大公报》主笔则以连载数日的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影射咏雪词作者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伍。以主笔标榜的“不党不私”的至公至正,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影响远较一些唱和之作为大。郭沫若奋笔写了《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针锋相对地斥责这是“别有作用的文章,借题发挥,却且借错了题”。

    以词论词,郭沫若推崇毛泽东及其词作“气度雍容格调高”,断言攻击咏雪词尽管气势汹汹却是“无损晴朝”。果不其然,待到毛泽东为咏雪词的主题写出“作者自注”时,人民共和国已如东升旭日,光照寰宇。毛泽东写于1958年12月的注文是:“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郭沫若将咏雪词书为扇面。1962年,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 到北京,郭沫若将这把折扇赠送给这位通晓中国旧体诗词并与毛泽东有着亲密情谊的革命家和诗人。这可算是为咏雪词添了一则颇有趣味的诗话。

    毛泽东的自注也好,郭沫若的全力维护也好,对于人们解读这首影响深远的词,无疑提供了不容忽视的依据。然而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的积淀,尤其是其间还发生了一场称之为“文化”的“大革命”,郭沫若对咏雪词的解读和维护是否还会与作者若合符契呢?

   欲与李白同诵“游泳词”

    步韵奉和,往往表示唱和者读原作后的感受,也有表现另一题材以抒发别样心境的,这时更多的是体现唱和者对原作所怀的忻慕情感。1957年1月,毛泽东诗词18首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郭沫若对其中的多数作品早能暗诵,但集中诵读这样多的作品还是给诗人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激发出浓郁的诗兴,《试和毛 韵》三首就这样从胸臆间流泻出来:依《念奴娇·昆仑》原韵,绘状京华北郊小汤山“一脉温泉无色”,讴歌“兵民同享温热”的时代变迁;步《浪淘沙·北戴河》原韵,描写“看溜冰”时的生动场面,抒发65岁的老者“争著先鞭”的壮心;写得最富才气且不露步韵痕迹的是《水调歌头·归途》:

    不羡天池鸟,不慕北溟鱼。

    瞬息乘风万里,铁翼云中舒。

    才到新西比利,已过乌兰巴托,

    瀚海览无余。

    谁谓乾坤大?浑似一沤夫。

    高歌倦,雄谈歇,展画图。

    长城蓦地眼底,岪郁盘云途。

    地上山山横黛,天上人人俯首,

    又见昆明湖。

    锦绣山河好,今朝气象殊。

    此后,郭沫若偏爱《水调歌头》的词牌,时有吟咏。1968年2月,久不出京城的郭沫若追忆四年前游采石矶登太白楼感兴,赋《水调歌头》,下阕是:

    君打桨,我操舵,同放讴。

    有兴何须美酒,何用月当头?

    《水调歌头·游泳》,畅好迎风诵去,

    传遍亚非欧。

    宇宙红旗展,胜似大鹏游!

    这首词后来引进他晚年最重要的著述《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又不止一次书赠他人,想来颇为自赏。同是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对李白颇多同情的理解。然而要让李白与自己一起来吟诵毛泽东的游泳词,多少有点煞风景。这固然反映出诗人对游泳词的推崇,但也确实是个人崇拜使然。不过还须一提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郭沫若针对青年学子的穿凿附会,在复信中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作了这样的解答:

    用上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丰富的幽默感。 游泳本身便是教训,一定要在字句间去追求,容易失之穿凿。当然,追求也是好事。

    想想作答时的时代氛围,全民族处于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的迷乱之中,郭沫若却以“幽默”释之,确乎难能可贵。

  “大圣毛”另有所指

    1959年之后,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大多以“反修”为主题。毛郭之间,如果说四、五十年代是毛唱郭和,那末到了六十年代初便是郭唱毛和。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是毛泽东读了郭沫若1961年10月25日所作《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于同年11月17日的和作,未依原韵。如果撇开作品的具体指向,两首取材于古典名著《西游记》的作品都不乏人生哲理。郭沫若特别痛恨唐僧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因而竟至于有“千刀当剐”的深痛。毛泽东则以“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的诗句显示出大政治家的谋略。毛泽东后来对英译者说:

    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

    较之原作,和作更显高明,故郭沫若在次年1月初读到和作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当天即以和作原韵再和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毛泽东接读这首和诗后,在致康生的信中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寓庄于谐,涉笔成趣。

    唱和一般须依原韵,郭沫若奉和毛作莫不如此。毛泽东则不然,以意和之,并不拘泥于原韵,想来更多是从写出一篇“反修”的大文章着眼罢。郭沫若纵然以情绪的偏激而遭到领袖的反驳,却也为妙用双关以直接歌颂领袖而自慰罢。文革中北师大学子求教,郭沫若在复信中特意强调“一拔何亏大圣毛”一句中的“‘大圣毛’是有用意的,你们似乎没有看出”。郭沫若读到毛诗中的“今日欢呼孙大圣”,一定是倍感欣幸了。

   从“元旦书怀”到“领袖颂”

    1963年元旦,毛泽东在《光明日报》上读到郭沫若的《满江红·元旦书怀》。这首词作于中国人民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之际,以饱满的激情讴歌人民及其领袖的“英雄本色”,其中“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曾书为联语奉赠陈毅,足见诗人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敬仰。毛既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讴歌所鼓舞,更因“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的斥责而感发,1月9日写出和作,以苍蝇、蚂蚁与郭词中的桀犬、泥牛呼应,抒写“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必胜气概。

    并非巧合,也正是从此时起,毛泽东决定对“现代修正主义”发起“反击”。1962年12月30日凌晨二时,毛泽东致函邓小平,亲自对“批修”檄文作出广播和见报的安排。

    在除夕和元旦读到这些“反修”的诗文,毛泽东激起何等的兴会。在短短二个多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接连发表七篇文章,印证了毛泽东在唱和中发出的“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的反击号令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心情。后来相继发表的“九评”就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反修”导致“文革”。1967年元旦正值文革最激荡的时刻,发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墨迹。与往年不同的是:一、由春节提前到元旦,二、由《光明日报》易为《人民日报》,三、没有郭沫若的诠释文章。

    自1964年春节起,《光明日报》连续三年在春节这天于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诗词墨迹,同时配发郭沫若的释文。由原唱者来为这首《满江红》写释文就更是顺理成章了。但文革改变了这一惯例。迹近民主人士的郭沫若得到毛泽东的明令保护,但处境亦颇为微妙,无法以为毛词撰写释文来显示“依然文坛泰斗”的荣耀。这年秋天,也正是“西风落叶下长安”的时令,郭沫若将这两首《满江红》书为横幅。颇堪玩味的是,诗人将原题《元旦书怀》易为《领袖颂》,想来是更突出词中“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的意趣吧。写诗自然不免艺术夸张,但以诗人的作派,还是让人与风行一时的“最高指示”产生某种联想。

  苦涩的结句

    纵然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郭沫若在文革中还是迭遭磨难,凭着对毛泽东的竭诚拥戴,进入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但就在郭沫若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时候,更直接的打击落到这位年逾八旬的耄耋老者身上。

    1973年5月,毛泽东提出批林必须结合批孔。在召见江青时,他念了一首类似顺口溜的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8月5日,毛泽东又召见江青,令其手记七律一首: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指着为他排印的大字本《十批判书》说:这是供批判用的。1974年1月下旬,江青以传达毛泽东指示为名,召开中直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两次使郭沫若当众蒙受羞辱。1月31日,周恩来同张春桥一起前往寓所看望郭沫若,并将毛泽东所写七律、柳宗元《封建论》及注释等材料送郭。周恩来表示:不要急于写批判文章。

    面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林批孔”,郭沫若不能不有所表示。2月7日,作《七律·春雷》: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肯定秦皇,否定孔子,推崇柳文,贬斥自作,无一不是应对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指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不失为一次唱和。和者是出以衷心还是违心,只有自己知道了。

    郭沫若与毛泽东有着近三十年的诗交,竟以这样一次充满惶恐的特殊唱和划上苦涩的句号,真令人歔欷不已。

   《雷雨》是巴金发现的吗

   韩石山

    《雷雨》是名剧,最早刊登在1934年7月出版的《文学季刊》上。近些年来一些专著和文章,都说是巴金发现了《雷雨》,更有甚者,说巴金从废纸篓里捡出了《雷雨》。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能说没有辩正的必要。道理很简单,吹捧某一个人吹得再玄,只要不伤害别人,我们都可以因其善意而默不作声,若伤害了别人,就不能说是善意,也就不能默不作声。

    《曹禺传》,田本相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1988年8月初版,1991年7月第二次印刷。第158页上说:“正是巴金把《雷雨》发现了,他以他无私的真诚之心,发现了曹禺的才能。他决定把《雷雨》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这对于一个文学上还没有名声的人,当然是破格的。巴金细心地做着文字上的修改,而且亲自阅读校样,这种对于文学新人的热情,确像一个勤劳的园丁。巴金发现《雷雨》,发现曹禺这个天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

   《编辑的层次》,盛晟作,载1998年8月6日《文艺报》第一版。其中说:“一代代的名家都是通过他们与读者见面并逐渐熟悉的。没有这样的编辑,名家就要断代;没有这样的编辑,名家就会绝种。巴金老人可算是这个层次编辑的代表。他从废纸篓里发现了曹禺的《雷雨》,使这部经典名作免遭了埋没的厄运。”

   《雷雨》的手稿,是曹禺亲自给了章靳以的。这岂不等于说,是靳以压制了曹禺这位天才剧作家,是靳以把朋友给他的手稿,扔进了身边的废纸篓里。

关于舒芜:让人不得不说的话及外几篇(转贴)(转载)

    不管《雷雨》多么伟大,它的出生绝不是这么不同凡响。

    先说《文学季刊》是个什么样的刊物。

   1933年秋天,北京的立达书局想办一个文学刊物,委托靳以当主编。怕自己年轻难以负起这么大的责任,靳以邀请郑振铎共同主持。筹备期间,靳以租下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院子,是编辑部的办公处,也是他的住处。巴金是靳以的好朋友,这年秋天来到北京后,先住在达子营沈从文家,这时便搬过来与靳以同住。在这里,巴金只是给朋友帮忙(正式出刊后列名“编辑人”),刊物的主编是郑振铎和靳以。郑振铎是个大忙人,只是挂个名儿,实际负责的是靳以。

   《雷雨》完成后,曹禺拿给靳以看,靳以看后暂且放在抽屉里。曹禺毕竟是个这年夏天才从清华毕业的大学生,这毕竟是他的处女作,而《文学季刊》正在筹办期间,尚未正式出刊。他和曹禺是自小相识的好朋友,是先处理约来的名家的稿子,还是先刊发朋友的稿子,对靳以来说,是连想都不必想的。

    这种情况下,放在抽屉里等待时机,是最好的处置。

    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出版的第3期上刊出《雷雨》。同时登载的剧本有三个,排在《雷雨》前面的是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排在《雷雨》后面的是顾青海的《香妃》。李健吾已是颇有声名的戏剧家,从名分上说,又是曹禺的清华学长且曾留校任助教。就是从艺术质量上说,《这不过是春天》也堪称优秀剧作,与《雷雨》各有千秋,难说谁比谁差。

     再说《雷雨》是怎样问世的。

     且看两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1940年,在为曹禺《蜕变》所写的后记中,巴金说:

    “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的精力。”(《曹禺传》的作者,就是在引用了这段话之后,说“正是巴金把《雷雨》发现了”。)

    曹禺多次说到巴金,把《雷雨》与巴金连得最紧的,是1979年第2期《收获》上的《简谈〈雷雨〉》,其中说:

    “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中翻出这个剧本,看完之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欣然同意。”

    两人所说,都是实情。却不是没有可訾议处。

    比如看曹禺的文章,似乎靳以收到他的稿子就“放在抽屉里”,一直未看似的。不是这么一回事,靳以看了。不光看了,也像巴金一样的感动。不光自己看了,还想让真正懂戏,其时已有戏剧家之称的李健吾也看看。李健吾在《时当二三月》一文中说:

    “戏是有一出的,就是早已压在靳以手边的《雷雨》……我抓住了靳以。他承认家宝有一部创作留在他的抽屉。不过,家宝没有决心发表,打算先给大家看看,再作道理。同时,靳以和巴金都说,他们被感动了,有些小毛病,然而被感动了,像被杰作感动一样。靳以说:‘你先拿去看看。’我说:‘不,不登出来我不看。’《雷雨》问世了。编者是有气魄的,一口气登完这四幕大剧。”(1939年3月22日《文汇报》世纪风副刊)

    至于把《这不过是春天》排在《雷雨》前面,李健吾的解释是,“我不埋怨靳以,他和家宝的交情更深,自然表示也就要更淡,做一个好编辑最怕有人说他徇私。”

    《雷雨》的问世,这该是靠实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一、朋友们早就知道靳以手里有一部曹禺的剧本。二、是曹禺没有决心发表,想让大家都看看再说。三、靳以和巴金都看过,且都被感动了。于此可知,安排在第三期发表,是自然的,没有什么奇怪处,更不是谁的无知耽搁了这部杰作的问世。巴金的作用不过是坚定了靳以的信心,尽快刊出而已。

    也就是说,《雷雨》是正常刊出的。

    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怎么会变得这么稀奇古怪呢?

    “巴金发现了《雷雨》”这样的说法,解放前没有,解放后直到靳以1959年去世也没有。文革前几年也没有。是文革后才传开的。

    追根溯源,根源在萧乾先生身上。1979年2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上,有萧的《鱼饵·论坛·阵地》,其中说:

    “五四以来,我国文学界有一个良好传统,就是老的带小的。当年同鲁迅先生办未名社和狂飙社的,还不都是些热爱文学但并不为人所知的青年?三十年代,像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巴金等知名作家,并不是整天埋头搞自己的创作,他们拿出不少时间和精力帮助后来人……刊物编者就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就是《文学季刊》编委之一的巴金从积稿中发现并建议立即发表出来的。”

    明明是作者给了主编,主编放在抽屉里,且曾拿出来给朋友看征求意见,到了这里变成了“积稿”。作者都承认是“靳以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才翻阅的,这里却成了巴金自己“从积稿中发现并建议立即发表出来”。巴金1904年出生,只比曹禺大六岁,不管帮了多大的忙,都不能作为“老带小”的范例,须知在文学界“巴老曹”是一辈人。

     再看巴金对萧乾的文章,是怎样看的。

     此文发表前,萧乾把副本或校样,寄给巴金看了。巴金看后并不高兴,在给萧乾的回信中,郑重表明自己的态度:

    “信收到。回答如下:(一)我读过全文,觉得平常,不算精彩。(二)关于《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了。事实是: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更好,怎样组织新的稿件(当时《文季》的主编是郑振铎和章,另外还有个编委会)。他说家宝写了一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子拿来看看。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南屋里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巴金书信集》第4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8月初版)

    “放了两三年了”,显系巴金误记。《雷雨》从写出到发表,不会超过一年。再就是,《文学季刊》是前一年秋天开始筹办,1934年1月才正式出刊的,就是真的写出两三年,也与《文学季刊》没有关系。

    萧乾没有听巴金的劝告,或者是没有来得及,该文还是原样发表了。所以作这样的推猜,理由是,一、从巴金信上的口气看,是还可以修改的。二、《新文学史料》第二辑是2月出版的,巴金的信是2月2日寄出的,怕来不及修改了。

    《曹禺传》的作者田本相先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在巴金的作用上,就难脱移花接木的嫌疑。

    《雷雨》1934年7月刊出后,直到1936年1月才出版单行本,是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曹禺写了《序》,说到巴金,是这样几句话:“不过这个本头已和原来的不同,许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动,这些地方我应该感谢颖如,和我的友人巴金(谢谢他的友谊,他在病中还替我细心校对和改正),孝曾,靳以,他们督催着我,鼓励着我,使《雷雨》才有现在这个模样。”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出版单行本的情况。而到了《曹禺传》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佐证,化解开来,塞在下面的一段话里:“他决定把《雷雨》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这对于一个文学上还没有名声的人,当然是破格的。巴金细心地作着文字上的修改,而且亲自阅读校样,这种对于文学新人的热情,确像一个勤劳的园丁。”

    一个是1936年的事,一个是1934年的事,相差了整整两年。明明是出版单行本时,巴金在病中“细心校对和改正”,作者笔尖一摆,就成了《文学季刊》初登《雷雨》时,巴金“细心地作着文字上的修改,而且亲自阅读校样”。

    现在我们可以说出事情的真相了。巴金发现《雷雨》这个神话,是萧乾制造出来的。

    至此,我们不妨问一句,一件稍加推勘不难明白的事,为何一错再错,错得没边没沿了呢。原因种种,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大原因,是靳以早在1959年就去世了,而“文革”后巴金却声誉日隆。

   是什么就是什么,都应当尊重历史。

   摘自《寻访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定价:16.80元。

   稿件来源:书摘

   曹聚仁著作书目

    曹聚仁(1900.6.26-1972.7.23)生于浙江浦江(今属兰溪市)。1921年毕业于浙江省立一师,同年到上海;在民国女子工艺学校任教,并为《国民日报·觉悟》撰稿。1922年记录章太炎的讲演稿《国学概论》在《觉悟》发表,引起社会注意。1923年,担任上海艺专、暨南、复旦等大学教授,并从事写作。

    1932年主编《涛声》半月刊。1934年协助陈望道编辑《太白》。次年与徐懋庸创办《芒种》。

    抗战爆发后,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采访淞沪战役、台尔庄战役,后活跃在东南各战区。1941年至1943年在赣南主持《正气日报》。1945年回上海在大学任教,并任《前线日报》编辑。

    1950年移居香港,为《星岛日报》专栏撰稿,后改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约记者。1956年后先后辑有《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文集。

  1959年任香港《循环日报》主笔,后继任《正午报》主笔。晚年著有《听涛室随笔》,于1970年在香港《晶报》连载,后更名为《国学十二讲》在香港出版,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了增订本,改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后病逝于澳门。

    著作书目:

    《国故学大纲》1925,梁溪

    《一般社会学》1925,民智

    《中国史学ABC》1930,世界

    《中国平民文学概况》1926,梁溪;1935,新文化

    《笔端》(散文集)1935,天马

    《国故零简》1936,上海龙虎书店

    《文笔散策》(散文集)1936,商务

    《元人曲论》(出版年代不详)商务

    《文思》(散文集)1937,北新;1987,上海书店影印

    《轰炸下的南中国》(报告文学集)与人合集,1937(?),战时小丛刊

    《东线血战记》(报告文学集)与人合集,1937(?),战时小丛刊

    《大江南线》(通讯集)1943,战地图书

    《论议文》1946,上海博览书店

    《到新文学之路》1952,创垦

    《现代文艺手册》1952,香港现代书店

    《乱世哲学》(散文集)1952,创垦

    《中国剪影》(l—2集)1952,创垦

    《火网尘痕录》(回忆录)1953,马来亚周刊;又名《文坛三忆》,1954,创垦

    《中国近百年史话》1953,创垦

    《酒店》(长篇小说)1954,创垦

    《鱼龙集》(散文集)1954,香港激流

    《书林新话》(读书笔记)1954,香港远东;1987,三联

    《文坛五十年》(回忆录)1954,香港新文化出版社

    《新红学发微》 1955,创垦

    《观变手记》(散文集)1955,创垦

    《文坛五十年续集》(回忆录)1955,香港世界出版社

    《采访外记》(报告文学集)1955,创垦

    《采访二记》(报告文学集)1955,创垦

    《采访三记》(报告文学集)1955,创垦

    《采访新记》(报告文学集)1956,创垦

    《山水.思想·人物》(散文集)1956,香港开源书店

    《中国文学概要》 1956,香港世界出版社

    《鲁迅评传》1956,香港世界出版社

    《采访本记》(报告文学集)1957,创垦

    《蒋畈六十年》(回忆录)1957,创垦

    《人事新语》(散文集)1963,香港益群

    《蒋百里评传》 1963,三育

    《小说新语》(读书笔记)1964,香港南苑书店

    《万里行记》(散文集)1966,三育;1983,福建人民

    《浮过了生命海》(散文集)1967,三育

    《秦谁感旧录》(上下册,长篇小说)1971一1972,三育

    《我与我的世界》(传记)1972,三育;1983,人文

    《国学十二讲》(原以《听涛室随笔》为题,1970年在香港《晶报》连载)1973,三育;增补重版改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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