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话爱乐

  作为一位喜欢古典音乐的爱乐人其实也有不易之处,而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浮华风气盛行,古典音乐已经在欧美被边缘化了的时代,要想保持对音乐爱好的初衷就更不容易了。从表面上来看,随着音响制造业和数码音乐网络的迅速发展,听音乐似乎变成了一件越来越轻松的事情了,从原来需要专门保管的大LP黑胶木唱片到现在干脆完全不占地方可以随身携带的MP3,其实不然。这里撇开爱乐人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不谈,仅就目前人们对古典音乐爱好者的看法不一误解百出来看,就足以说明作为一位爱乐人的不易。笔者认为,爱乐人群体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既然是自然形成的,就应该有其时代的积极意义,尽管目前似乎还没有必要对这个群体人为地下什么定义,但这个群体所追求的东西至少已经不同于以下四种追求:一是“发烧友”们的追求,其实他们所追求的也并不一定都是“摔杯子”之类的音响效果,他们也追求音乐,甚至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但是他们的主观出发点是追求尽可能完美的音响效果,是把音乐当成了追求音响效果的工具,他们心目中的榜样是当“音响玩家”,这与爱乐人的追求是明显不同的。二是专业音乐工作者们和音乐评论工作者们的追求,前者是把音乐当作研究对象和谋生手段,后者是追求对音乐作品及表演风格的正确理解,目的是为了赢得音乐评判的权威,这显然也不是爱乐人所追求的东西。三是“票友”们的追求,他们具备音乐演奏演唱能力,虽然比一般的音乐欣赏高一个层次,但是往往只是对自己喜欢的某种乐器或者唱法有比较深的体会,即使在意音乐作品也只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爱乐人的追求。四是音乐收藏者们的追求,他们首先在意的往往是对珍贵唱片的拥有,追求买到唱片时的那种满足欲望时的短暂快感,常常出现只买不听的情况,虽然买的是唱片,但实际上和一般“购物癖”没有什么两样,这显然更不应该是爱乐人的追求。由此看来,爱乐人仿佛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存在的确是比较耐人寻味的,甚至可以称之为“爱乐文化现象”了。我也是一个爱乐人,而且听古典音乐已经有三十多年了,现在把自己的爱乐经历连同有关看法一并谈出来,以此来阐述我对爱乐人的理解,希望给人们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

爱乐

  我是在古典音乐极度匮乏的文革时期长大的,当时我接触古典音乐只有两个很不正规的途径,一个是听我父亲用小提琴偶尔拉一点古典音乐小品,其中有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等,这些曲子对我后来始终喜爱德奥音乐起到了关键的启蒙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收听前苏联的对华广播,我记得当时的苏联对华广播只有一个台,每隔半小时分别用“莫斯科广播电台”和“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为名轮流播出一次,节目内容是固定的,先是新闻,然后大部分都是钢琴独奏曲,而且没有报目,这对于当时初听音乐的我来说还十分枯燥,只有少数我当时喜欢听的管弦乐,后来因为熟悉了才知道的有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中的《花之歌》圆舞曲、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等。当时,我国对外国电台实施无线电干扰,只能在半夜以后用耳机听,因此付出了一些“代价”但也反而加深了我对所听到的曲子的印象,我后来除了喜欢德奥音乐以外还对俄罗斯音乐有感情也和那个年代经常听这个电台有关,当然,由于这种感情是由“枯燥的钢琴”产生的,因而不象对德奥音乐那样强烈直接,有潜意识方面回忆因素。

  我对古典音乐大型作品的品鉴能力最初得益于文革期间天天听的“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这话初听起来好像有点似乎离谱,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两部舞剧所具有的相当鲜明的交响音乐特色以及“样板戏”当时对人们的强化影响,就会发现我的说法确有道理。尤其是器乐成分比较多的《红色娘子军》,不仅从音乐构思到舞蹈设计都是典型的《天鹅湖》的中国翻版,而且从新闻媒体到学校课堂对它们的强化宣传也可谓空前绝后。由于我通过这些舞剧音乐熟悉了戏剧性的对比和结构力在提高音乐抒情性方面的特殊作用,所以当我在1973年首次聆听尤金﹒奥曼迪指挥费城乐团的访华演出时,就很容易感受到西方古典音乐大型作品的魅力所在。

  那时,奥曼迪在京只举行了两场音乐会,而且都是在只能容纳几百观众的民族文化宫礼堂,我看到的费城乐团演出是第一场。上半场曲目是莫扎特的第三十五《哈夫纳》交响曲,下半场曲目是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这是一场具有多方面特殊意义的音乐会。首先,对于处在文革期间的中国人来说,这是少数几场世界一流乐团的访华演出,我国在文革以前曾经接待过像德累斯顿乐团那样的二、三流乐团,而在解放以前由于战乱和经济等其他诸多原因就没有接待过任何能入流的西方乐团。据说当时允许交响乐团访华是因为估计没有多少人欣赏交响乐,因而“毒性”最小(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交响乐对人的思想影响并不亚于其他艺术形式,其后“四人帮”发动了“批判无标题音乐运动”)。在1973年以前的文革期间,虽然对西方的文学和美术进行过大批判,但始终相对较少触及西方古典音乐,古典音乐就像是“漏网之鱼”一样,相对来说还是自由的,只是在“批判无标题音乐运动”之后才被真正收进网里去。尽管中美双方都首先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把文化交流的需要置于次要位置,我国的宣传规格也低到令国际社会难以理解的程度,电台不予广播,只是由人民日报在角落里发了一条简短的外事新闻,然而我国毕竟还是歪打正着地把第一流的音乐演出引进了国门,因而还是引起了音乐界的广泛关注。

  费城乐团的访华演出对我本人也有着特殊意义,这是我在即将成年时才第一次听到渴望已久的西方古典音乐,所以我也特别珍惜这次机会。为了万无一失,我竟然不顾春寒提前一个多小时就来到剧场门外等待着这神圣时刻的到来,心情兴奋得好像就要决定一件终身大事似的。这场音乐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尤其是那贝多芬式英雄性格十足的末乐章,布拉姆斯是经过一段苦斗的长夜后才完成此曲的,此曲不仅以强烈的悲剧性把作曲家这一段精神历程反映了出来,而且也令中国人想起文革中人性泯灭的长夜。虽然我本人当时对文革的严酷现实不可能有多少认识,至今也不知道奥曼迪如此安排曲目是否纯属偶然,但此曲最令我深深感动的伟大的人性力量确实成了“四人帮”后来批判无标题音乐时所树的靶子。布拉姆斯的音乐一向由于缺乏普通具体的感情而被人们视为一种比较抽象难解的音乐,但是在我看来这也恰恰是这种音乐的魅力所在。这种音乐就像一个多棱镜,正好可以更真实灵活地折射现实,给人以更多的思考余地,这是我后来一直特别喜欢布拉姆斯音乐的原因。其实,在最有逻辑性的哲学领域也确实存在“一件事物越抽象就越具体”的说法。正是这场具有多方面特殊意义的音乐会大大加深了我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热爱程度。当然,这其中也有极大的遗憾,由于是第一次听我事先完全不熟悉的音乐作品,而且对一般交响乐团的演奏效果完全没有鉴别能力,只能初步体会作品,结果对这场音乐会的“费城音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清晰印象,等于错过了体会“费城音响" 的宝贵时机。

  自从1977年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公演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并由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播放以后,中央人民电台开始少量播送—些古典音乐节目。例如:用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系统介绍肖邦一生创作的钢琴音乐,这个节目播放的次数最多,我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喜欢上肖邦的。另外还分乐章介绍一些重要交响乐作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德沃夏克第八交响曲等,还有就是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演出录音。以上都是我国经过十年绝对沉寂之后播出的第一批珍贵节目,这在文革遗风仍然盛行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需要一点特殊勇气的才敢播出的,我记得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台都没有播放过古典音乐节目,这些节目的质量尽管不能和现在的电台节目相比,但是在我的心目中犹如一曲曲音乐宣言书,那种开足音量尽情吸吮音乐甘泉的滋味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没有立体声调频节目,我为了改善音乐的音场宽度,经常把两台收音机开响后摆在房间两端以制造假立体声效果,当时就觉得很满足了。我的音乐收藏也是从录制电台节目开始的,先是用“小砖头”录音机的麦克风插孔直接接收音机耳机插孔,后来嫌音质太差就去电台转录。当时位于复兴门的中央台广播大楼承办转录业务,可以自己拿盒式磁带直接进入资料室随录随拿走,每小时收费一块五,当然也有限制,要从所在单位或街道开介绍信说明要录什么节目。我那时也和父亲一起听他从国外带来的一些唱片,他早在文革中期就从国外带来一些唱片,只是为了谨慎一直不愿让孩子多听,我国开放古典音乐也使他“开放”了唱片。通过他的唱片我听到了斯特恩演奏的柴科夫斯基和门德尔松的协奏曲的优秀录音和贝多芬交响曲全集。他买唱片一般都是处理货,一般没什么好版本,我听这些唱片的主要收获是熟悉作品。但是其中有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却是个例外,这是一套由德国出生的美籍指挥家威廉﹒施泰因贝格于60年代初指挥匹斯堡乐团的35毫米钢丝磁带录音,虽然不是上榜名片,其中大部分曲目演绎有老派指挥常犯的过于主观随意的毛病,但第三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则以凌厉迅疾的特色直逼托斯卡尼尼版和加德纳版。80年代初,电台开办立体声调频节目并大量播放古典音乐,父亲也给我买了一台夏普8989收录机,我用这台机器录下了 100多盘磁带,大大丰富了我的聆听经验,我欣赏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基本上是靠这些磁带。在八十年代的电台节目中,有两大套节目对我的影响最大,一套是美国阿莫克石油公司赞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会实况》,这是一个无期限定期播出的节目,每周末播出一次,播出了好几年,我通过这个节目熟悉了大量浪漫主义交响乐作品。另一套就是由韦劼提供音响资料,常和播送的《交响音乐厅》,这套节目系统介绍了从海顿到马勒的全部交响乐作品,对我后来选择唱片的影响很大。根据我的体会,听电台音乐虽然有音质较差的缺点,但如果听的是浪漫主义音乐,基本上不会影响对作品的理解,因为听浪漫主义音乐主要是听主题旋律和曲式结构,至于音色和声等只起次要作用,而旋律和曲式都对音响设备的清晰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所以用收音机听浪漫主义音乐是一种很方便的好办法。但是听20世纪现代音乐则必须要听唱片、因为 20世纪音乐的要素已经不只限于旋律,有些作品甚至完全依靠音色配器效果的细微变化来传达意境,电台的音质是不行的,这也就是我当时特别注意购买20世纪音乐唱片的主要原因。

  1983年前后,市场上开始出现了进口的古典音乐制品,主要有美国EVERST和VOX两家公司的LP唱片和盒式磁带,因为电台节目已经不能满足我当时的需要,所以在我有了临时工作,手头也存了一些钱后,决定建立自己的音乐库。我常去的地方是位于东华门锡拉胡同的有声资料门市部(现在位于王府井北口的音乐书店),因为这里的货最多。VOX公司的产品尽管少有特别出色的版本,但所选的也都是名家名乐队的演绎,其中包括维也纳国家交响乐团,而且曲目丰富价钱使宜,正好满足我当时急于听作品的需求,但这样盲目购买也使我吃了大亏。由于当时我以为盒式磁带是新技术产品,就一定比LP唱片寿命长,所以尽管也有价格相同的LP,我却选择了磁带,结果买回来的二百多盘磁带还没有来得及全听完,就出现了刺耳的杂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交过这次“学费”之后我不仅没再买过任何磁带,而且出于戒心在买唱片时也不敢贪多,始终坚持只为眼前服务的原则。当然,我通过这些进口磁带还是熟悉了许多当时的电台节目中尚未播出的作品,并由此把兴趣转向了二十世纪音乐,经常听马勒的第二、九交响曲、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普罗柯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斯特拉文斯基的舞剧音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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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音乐收藏真正有所积累,是在中图公司1985年开始出售世界著名唱片公司的LP唱片之后。当时,我有了固定工作,我父亲还给了我一台先锋2000型套机,我在中图公司买的第一张DG公司LP是阿巴多指挥的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这是 1976年的录音,DG公司先以单曲单张形式发行,后来又以双张合集形式发行,与《彼得鲁什卡》和《火鸟》组曲合在一起,我听坏了单张又买了双张。我买的第一张DECCA公司LP是迪图瓦指挥的斯特拉文斯基的三乐章交响曲。由于我买唱片都是为了听而不是藏,经济能力也有限,每次购买的数量一般都不超过两张,所以一般很难和收藏者有多少共同语言,我一般不会因为唱片便宜就多买,也不会因为唱片贵就绝对不买,在我心里,欣赏唱片永远重于购买唱片,唱片市场的变化规律对于我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当然也有个别情况例外,如在 1987年的自然博物馆展销会上和1989年的农展馆展销会上,我听说LP要停产而多买了一些。在自然博物馆我买到了卡拉扬指挥的理查德﹒斯特劳斯《阿尔卑斯交响曲》,索尔蒂指挥的马勒第二、三交响曲,DECCA公司的二十世纪音乐“探索”系列中的艾夫斯第二交响曲和斯特拉文斯基《圣诗交响曲》等,还有海廷克指挥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八、十二、十四这样的名片,多拉蒂指挥的科普兰作品集。农展馆那次的收获最多,几乎花掉了我的全部存款,可以说几乎把当时出售过的20世纪音乐唱片都收齐了。

  进入90年代以后,廉价LP唱片停止进口,CD价格上涨,而我工作的企业亏损,加上父母退休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我也在经常考虑是否应该远离唱片店。因为,事实上像我这样一个低收入的人,能够去买一、二十元一张的LP就已经非常不易了,而上百元一张的CD似乎不应该是我这样的人可以买回来享受的,那种一个月工资只够买二、三张CD的滋味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品尝下去了。但是想想容易做起来难,每当我遇到特别喜欢的唱片时也禁不住买一张,当然总的来说是越买越少的,但是,我的音乐生活并没有由于不能再多买唱片而中断。我听唱片从来没有喜新厌旧的毛病,而且对音乐的音质方面的感官效果从不过分追求,所以买不起新唱片正好可以使我更充分地消化已有的音乐收藏,在反复品味旧唱片的“精读"过程中寻求真正意义上的提高,去挖掘音乐文化的深层内涵,而这也恰恰是对浮风气的反拨,更接近我喜欢古典音乐的初衷。总之,作为一位真正的爱乐人固然离不开音响资料,但是绝不意味着被音响资料所左右,甚至最终沉溺于无休止的购买欲望中不可自拔。

  九十年代中期,我看到三联书店出版了《爱乐》杂志,这是一种具有探索精神,至今仍然独树一帜的刊物,当时的思路和我的兴趣比较接近,而且有弘扬爱乐精神,团结各阶层人士一道前进的办刊方针,而我的单位暂时也没有什么事,正好有一些空闲时间,所以我就投了稿。这些稿子被刊用以后给我带来了被社会认同的极大满足感,在写这些稿子的过程中也给我自己不少启发,《爱乐》给我的影响(尤其是钢琴音乐方面)已经成为我终生受益的音乐爱好之一。现在,我把原来在《爱乐》发表过的稿子重新整理出来公布于众,我想,这些稿子虽然只是一些过时的习作(为了保持发表时的原貌未作大的修改),只能反映我当时的感受,不一定有多少实用价值了,但是可以提供一个例子,表明:古典音乐其实和流行音乐一样并不神秘,一个生长在古典音乐极度匮乏年代,成年以后才有正常音乐生活的音盲,只要经过长期的认真聆听,也可以在精神思想上有所收获,极大地丰富自己的生活,古典音乐不仅是博大精深的,而且对于所有的人也都有可能是引人入胜的,关键在于认真聆听!

  回顾我的爱乐经历,我感到很欣慰。改革开放以后,我一直生活在可以安心听音乐的大好环境里,这是父母和无数先辈用他们的心血和牺牲换来的,每当想到这一点都不由得心生感激,并特别珍惜现在的一切。社会上有人认为古典音乐爱好者都是一群脱离时代的古董,这种看法也许适合某一部分人,而我感到如果非要钻牛角尖从非艺术角度来说的话,古典音乐爱好者其实应该更有理由热爱我们这个时代,原因可以说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流行音乐可以用最古老简单的口头传唱方式流传,而古典音乐中的大型作品则只能通过各种现代化的传媒才能象现在这样得到有效传播,如果人类文明由于核战争(从目前的世界局势来看不是没有可能)倒退两千年的话,首先消失的恐怕应该是古典音乐爱好者,古典音乐爱好者其实也是很时尚的,所以我想说:流行也古老;古典也时尚。

  原以“也谈爱乐精神”为题发表在三联《爱乐》1997年第一期总第12期

  有比较多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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